日本股票史
·日本經濟史
日本股市崩盤1990～1992
文/[德]彼得·馬丁 布魯諾·霍爾納格 著 王音浩 譯 來源：中外書摘
景氣一浪高過一浪
1987年10月紐約股價暴跌以后，日本股價快速上漲，顯示出日本的強大實力。日本股票價格
的不斷上漲不單單是提高了公司及其領導的威望，而且也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去投資股票。似乎再沒有比通
過股票來賺錢更容易的了。使用貸款進行投機也能獲得很大的收益，因為行市上漲所獲得的收益明顯高於
利息費用。這也誘使日本公司用公司資金和公司貸款去進行投機，這樣就有更多的資金涌入股市，股價也
因此被進一步抬高。同時，公司在投機上獲得的成功也增加了公司利潤。利潤的增加會使人們買進更多的
股票：景氣一浪高過一浪。
整個國家都參與了股市投機，公司、經理、雇員和家庭主婦們。增加個人的財富似乎很簡單
，也很吸引人：在股票交易所里發出一個購買指令，財富就會增加。這並不是夢想，而是美妙的現實。
1987年至1990年，日本人的財富上漲了三倍。之所以會出現大規模的通貨膨脹是因為日本國
民並不是主要把錢用在消費上，而是投到了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市場上。1983年，日經股價指數年平均為
8800日元，1986年昇至16400日元，昇幅近一倍。從1986年1月開始，日本股市進入瘋狂狀態。1987年1月
份，日經股價指數突破20000日元。1987年3月，日本股票市場的市價總額已經達到26880億美元，占全世
界的36%，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之后，西方各主要國家紛紛提高利率進行
應對。日本卻在國內資金極為富裕的情況下，繼續保持超低利率水平，使其股票價格總額在兩個月后達到
全世界股票價格總額的42%，日經平均股價最高已經接近40000日元大關。此時，日本股票總市場已經占到
GNP的1.6倍，占全球股市市價總額的42%。如果從1985年算起，到1989年為止，日本股票價格在四年時間
內平均增長率高達49%，而同期實際GDP增長率只有4%。光是日本NTT公司的股票牌價就高於安聯保險公司
、巴斯夫集團、寶馬、戴姆勒、德意志銀行、蒂森鋼鐵集團的牌價總和。隨著股市的上昇，日本主要城市
土地價格也開始猛漲。東京、大阪等六大城市市區地帶各類用地平均指數1986年為40，1990年達到110，
四年間上漲了近3倍。1987年，地價上漲達到了高潮，全國各類用途土地平均價格上漲了22%，東京住宅用
地上昇66%，商業用地為61%，均為曆史最高，住宅用地首次超過商業用地。這一年，日本政府實施了一項
《完善綜合休養地區法》，提出將國土的20%變成國民休養地，通過政府補助和稅收優惠，鼓勵完善生活
休閑設施，以達到擴大國內需求的目的。這一政策推動土地價格進一步上昇。在“土地神話”和大量過剩
資金的推動下，日本土地價格從1985年的4.2萬億美元增加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10萬億美元，上漲了兩倍
多。
太陽變得昏暗起來
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契機是1989年5月。日本資產價格的持續、大幅上漲，使日本政府逐漸感
受到了壓力。1989年5月，本銀行決定改變貨幣政策方向，將維持了兩年多的2.5%的“超低利率”提高至
3.25%。1989年底，主張不惜一切代價抑制泡沫的強硬派代表三重野康出任日本央行行長，上任伊始，他
就將中央銀行貼現3.25%提高到4.25%，結束了日本的超低利率時代。
1989年12月29日，股價在達到曆史最高點38916點后就急劇下滑，大部分投資者都損失慘重，
可大多數投機者都不想承認這一點。
1990年，日元、債券、股票同時貶值，泡沫開始破滅，敗象畢顯。股價和地價的下降導致信
貸擔保物的貶值，金融機構為避免債權損失而迫切要求債務人盡快償還借款或追加擔保，這就迫使有關企
業轉讓自己保持的股票和不動產，結果大大助長了出讓股票和土地的風潮，導致股價和地價的進一步下跌
。如此反復，形成惡性循環。但是，這時大多數人還沒有充分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以為經濟的挫折很快
就會得到克服。另外，房產價格持續暴跌，致使許多房地產商和建築公司在房地產領域的投資徹底失敗，
根本無力償還銀行的貸款而不得不宣布破產。房地產公司及個人在向銀行貸款時雖然都有房地產、股票等
資產做擔保抵，但隨著土地和股票價格的不斷下跌，擔保的價值日益下降，致使日本金融機構不良債權不
斷增長，資本充足率大幅下降。不良債權的大量增加導致金融機構的財務體制十分脆弱，抗風險能力下降
。部分金融機構甚至還出現了資金周轉失靈等問題，致使日本十大銀行中的日本長期信用銀行、日本債券
信用銀行以及北海道拓殖銀行相繼倒閉。中小金融機構的破產更是接連不斷，日本融體系發生劇烈動蕩，
險些引發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日本銀行的各項機能均遭到重創。
從1990年起開始的日本股票的價格下跌，是在1985至1990年期間日本政府為了減少日元昇值
帶來的經濟壓力、同時緩解日元昇值預期而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導致的結果。
為抑制經濟過熱特別是股市泡沫，日本央行自1989至1990年又一連五次大幅提昇利率，日本
股市因此從38000點以上一路下跌至14000點以下。從此以后，盡管日元進一步大幅昇值，但日本的利率政
策不再以遏制日元昇值和預防通貨膨脹為重點，而是以刺激國內經濟為重點。遺憾的是，即使接近並達到
零利率水平，日本經濟不僅仍不見起色，反而走入零增長時代。股市上投資者的信心被嚴重損害，即使為
股市注入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也起不到任何積極的效果。日本民眾失去了對未來的信心。國民生產總值下
降。亞洲四小龍因缺少資金去購買外國商品而陷入的危機也波及到日本。戰后第一次大規模的解雇雇員是
不可避免的。失業率和自殺率達到了最高記錄。盡管已經進行了破產清算，但在日本還是出現了5000億美
元的呆賬。
進入10年漫長衰退期
自此以后，日本經濟始終在走下坡路：內需不足，海內外投資低迷，銀行呆賬、坏賬急增，
國債、地方政府債券過度發行，日元超常貶值，消費稅直線上揚，長期利息居不下，年通貨膨脹率達兩位
數。這不僅給日本國民造成不安，同時也給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經濟的發展投下了巨大陰影。
當日經225指數下到14000點以下時，一位基金經理說道：“令人更討厭的事情馬上就會來到
。”在此期間日經225指數達到了14200點的最低點。股票價格也在2001年跌到10000日元的最低點大關。
伴隨著股價的下跌人們的情緒也越發地消沉在日本的很大範圍內出現了消費萎靡態勢。當人們面臨著失業
的威脅和在未來的前景越來越暗淡的情況下，還有誰會愉快消費呢？在看不到銷售機會、到處都是開工不
足和可能的買主都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情況下，還有誰願意去投資呢？
早先的樂觀情緒和不可動搖的自信心早已轉變成了極度的悲觀失望。泡沫崩潰給日本經濟增
長帶來的最大的損害性因素是銀行金融系統大量的金融坏賬。泡沫經濟時期，全國各地資金都集中投向房
地產價格上漲最快的大城市。差不多所有的投資機構、生產企業以很多個人都踊躍向銀行借款投入到房地
產中。房地產泡沫崩潰后，大量借款不能償還，給銀行金融機構造成大量不良資產。銀行沖銷不良債權，
使可貸資產規模及流動性下降，造成宏觀融資量急速收縮。中企業因資金周轉不開大量倒閉，殃及中小銀
行金融機構跟著破產。隨著經濟低迷時期的延長，中小企業和中小金融機構產蔓延到大企業和大銀行金融
機構。破產的投資機構及銀行金融機構越來越大。對於銀行的巨額不良資產，日本政府一直想採取內部處
理的方式悄悄化解，但很難處理。因為清理不良資產需要大量資金，而政府把資金已投入到擴大公共投資
去了。大銀行金融機構連連破產，導致日本金融機構在國際市場上的融資信用等級下降，融資成本提高。
金融坏賬及金融風險成為影響日本經濟長期陷入低谷爬不出來的最關鍵原因。1992年宮澤喜
一內閣為刺激經濟，首次實施10萬億日元規模的經濟對策，打出“積極型財政”。隨后曆代內閣迄今總共
發動十次刺激經濟對策，總額130億日元。然而，日本景氣仍持續低迷，國家和地方的長期債務快速膨脹
，到2000年底累積債務高達666萬億日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0%。這些刺激經濟的對策也不能打消日本
人民對未來的憂慮，他們情願把手中的日元都存起來，也不願用於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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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名列世界前三位的經濟大國，它的證券市場建成已經有100多年的曆史，日本也是世界
上股災發生次數最多的國家之一。在近50 年時間里，日本先后發生了7 次股災，其中20 世紀80年代以來
就發生了3 次股災，最嚴重的要算1991～1992 年的泡沫經濟型股災。
8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有兩個極端的表現。1986年，日本經濟走勢平穩，由汽車、電子、集
成電路等行業帶動，實力逐漸增強，至80年代末，日本汽車已稱霸全世界，日本的產業在西歐、拉美遍地
開花，幾乎所有的國家都逼伏在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之下。1986 年12 月開始的不同尋常的經濟繁榮被稱
為“平成景氣”。日經指數(圖示)由1985年的12000點持續上昇，在1987年10月17日“黑色星期一”的西
方股市大風暴中，短期下沉后率先“復活”，從而帶動了全球股市的回暖。以后，股價一直呈強勢上昇。
並在1989年12 月19 日達到38915 點，較1985 年最低點上漲了3 倍多。為當年日本GNP 的1.6 倍，人均
GNP 超過了美國、德國、法國和英國，日本的GNP 占世界的比例也由1970 年的6.4%上昇到1990 年的
13.7%，對外純資產額在1991 年達到3830 億美元，居世界首位。面對日本經濟繁榮和股市狂漲，日本國
民如痴如醉，紛紛投身股市。此時大洋彼岸的美國對日本的感覺又是怎樣的呢？
用克林頓時代美國財政部長薩莫斯的話說，“一個以日本為頂峰的亞洲經濟區造成了大多數
美國人的恐懼，他們認為日本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甚至超過了蘇聯”。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當日本舉國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說不”的
欣快感高潮之時，一場對日本金融的絞殺戰已在國際銀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1985年9 月，國際銀行家終於開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 國財長在紐約廣場賓館簽署了“
廣場協議”，目的是讓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有控制”地貶值，日本在美國財長貝克的高壓之下，被迫同
意昇值。1987年10月，紐約股市崩盤。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壓力，讓日本繼續下調利率。很快日元
利率跌到2.5%，大量廉價資本涌向股市和房地產，東京的股票年成長率高達40% ，房地產甚至超過90%。
此時，東京股票市場已經在3 年之內漲了300%，東京一個地區的房地產總盤子以美元計算，超過了當時美
國全國的房地產總值。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開始成型。
如果沒有外部破坏性的震蕩，日本也許可能以緩和的緊縮逐漸實現軟著陸，但是日本沒有想
到，這是一場國際銀行家不宣而戰的金融絞殺行動。美國人用大量現金去買，日本人認為根本不可能發生
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雙方賭的就是日經指數的走向，如果指數下跌，美國人賺錢，日本人賠錢，如果
指數上昇，情況正好反過來。
1989年年底，日本股市達到了曆史巔峰，日經指數沖到了38915 點，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權終
於開始發威。高盛公司從日本保險業手中買到的股指期權被轉賣給丹麥王國，丹麥王國將其賣給權證的購
買者，並承諾在日經指數走低時支付收益給“日經指數認沽權證”的擁有者。該權證立刻在美國熱賣，大
量美國投資銀行紛紛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勁了。不可遏制的暴跌就象意外的狂風驟雨劈面向人們襲
來，一夜變巨富的美夢化成噩夢深淵，恐慌情緒籠罩著投資者的心。到2003年4月最低跌至7607 點。累計
跌幅高達63.24%，創造了日本股市曆史上最大的下跌幅度。房地產連續14年下跌。整個國家的財富縮水了
近50%。
這一場股災幾乎將日本幾年來的成就全部毀滅。它在日本引起的惡性后果可比於美國30年代
的大蕭條。在《金融戰敗》一書中，作者吉川元忠認為就財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后
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后果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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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滅 房價跌了一半
滬深股市近來跌聲一片，經曆過全民炒股的瘋狂，跌，仿佛成了必然。
縱觀曆史上的幾次股市大崩盤，每一次都有無數的股民成了陪葬品。1990年的股市泡沫使日
本經濟受重創。
在1987年美國暴跌之后，率先恢復的是日本股市，並且帶動了全球股市的回昇。此后，日本
股市一直呈上昇態勢，但另外一個噩夢般的恐慌卻在醞釀之中。
1989年12月，東京交易所最后一次開市的日經平均股指高達38915點，這也是投資者們最后一
次賺取暴利的機會。
進入90年代，股市價格旋即暴跌。到1990年10月份股指已跌破20000點。1991年上半年略有回
昇，但下半年跌勢更猛。1992年4月1日東京證券市場的日經平均指數跌破了17000點，日本股市陷入恐慌
。8月18日降至14309點，基本上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
到此為止，股指比最高峰期下降了63%，上市股票時價總額由1989年底的630萬億日元降至299
萬億日元，三年減少了331萬億日元，日本股市的泡沫徹底破滅。
股市泡沫的破滅帶來的后果非常嚴重。第一個惡果是證券業空前蕭條。1991年股市大幅下跌
以來的兩年中股票市場的交易量只有以往的20%。主要靠賺取交易手續費生存的兩百多家證券公司全部入
不敷出，且經營赤字越來越大。1992年不少大公司的赤字高達四百億日元以上。
第二個惡果是泡沫經濟的破滅，打擊了日本的實體經濟。泡沫膨脹期間，民間設備投資和住
宅投資已經飽和，政府投資的增長已達極限，泡沫破滅后，經濟形勢急轉直下，立即出現設備投資停滯，
企業庫存增加、工業生產下降、經濟增長緩慢的局面，中小企業處境艱難，失業增加。影響所至，連房地
產也未能幸免。日本房地產價格在1990年達到了聳人聽聞的高位，當時日本皇宮地塊的價格相當於美國加
利福尼亞所有房地產價格的總和。泡沫破滅后，日本房地產價格跌幅近半才剛剛開始穩住，整個國家的財
富縮水了近50%。
第三個后果是對外證券交易額大減，日本的長期資本收支盈余，由80年代的資本輸出大國戲
劇性地變成輸入大國。由於國內資金緊張，許多80年代大肆擴張海外地盤的日本三產企業紛紛抽資回逃。
第四個嚴重后果也是最長期的后果，在企業狂熱轉向直接融資大賺其錢時，銀行耐不住寂寞
，風險大的企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終成銀行業的主要融資對象，泡沫的破滅間接導致了銀行業的危機，這
也是目前日本政府最難於解決的問題之一。
日本經曆了長期熊市，即使在2005年的反彈之后，日本股市離它的曆史最高點還有70%之遙。
三、1990年日本股市風險
1、發生背景
二戰后，日本經濟創造了奇跡，經濟迅速從廢墟中發展起來，經濟增值率高居發達國家之首
，成為了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大國。至80年代末，日本汽車已稱霸全世界，日本的產業在西歐、拉美遍地開
花，幾乎所有的國家都逼伏在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之下。
1985年9月，西方5國財長在美國簽訂著名的“廣場協議”，決定提高其它貨幣對美元的匯率
。由於日本與美國貿易摩擦最為劇烈，日元首當其沖，日元兌美元的匯價從1984年的237日元上漲到1989
年的138日元。
日元昇值使日本的出口主導型經濟受到極大沖擊，為了刺激經濟的回昇，並實現由出口主導
型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結構的轉變，日本政府實行了金融緩和與自由化的政策。從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
日方連續5次調低貼現率，使之降低至低於同期西方各國貼現率2.5%的水平。這雖然使許多受日元昇值影
響的企業迅速擺脫了困境，但同時也種下了惡果。
自從日本採取金融緩和政策后，企業的資金使用成本迅速降低，企業一般收益率從1986年的
-17.2%，一躍而為1987年上半年的33.5%，下半年的50.9%。企業收益率的提高也極大地提高了對企業股票
的評估價值，進入影響了投資者的心理預期。
日本國內儲蓄一直很高，加之金融緩和造成的貨幣供應擴張以及外匯盈余的驟然膨脹，產生
了一股龐大的過剩資本。除了一部分尋找海外投資市場外，其大部分在國內涌入投資收益相對較高的資本
市場。1985年至1990年間，日本企業投資總額為406萬億日元，但只有148萬億日元（即總量的36%）用於
企業生產資料的投資，而其中64%的資金即258萬億日元流向了證券市場和房地產。過多的資金流入推動了
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的急劇上昇。 法人投機股市源自於1984年制訂的“特定金錢信托制度”，它使日
本大企業能夠將巨額委托給信托銀行和證券公司，從事金融交易。因此，除了機構投資者的狂勢投機，法
人資本的投機也成為股市膨脹的一大動力，並終於導致股市失控。
2、主要過程
自從1986年日本“平成景氣”以來，日經指數由1985年的12000點，開始持續上昇。1987年世
界股市危機中，日經指數稍有下降，但很快的率先“復活”起來，股價開始一路上漲，並帶動全球股市的
回昇。1980年個人持股比例為8.84%，1988年上昇到的14.5%；1987年末，日本股市個人股東已達2000萬人
，相當於日本國民人口總數的1/5。到1989年底，日本的股票資產額已是國民生產總值的1.3倍，資產價格
如此急劇膨脹意味著經濟泡沫的存在。
日本的房地產泡沫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由於心理預期良好、投機活動增多，炒買炒
賣土地的現象非常嚴重，地價飛快上揚，地價的暴漲使投資者不斷對企業資產重新進行估價，擁有大片土
地的大型企業身價倍增，股價大幅飚昇，成為股市持續上揚的領頭羊。到1988年底，日本的土地資產額是
國民生產總值的1.4倍；在泡沫最嚴重的1989年，日本大東京一地的房地產價格總和就超過美國全國的房
地產價格總和。
1989年5月，由於意識到了經濟過熱的壓力，日本政府開始緊急實施金融緊縮政策，提高貼現
率，到1990年已由1989年的2.5%提昇至6.0%。貼現率的急劇提高直接影響了資本的市場收益率，股價開始
下跌。
1990年4月大藏省對房地產業也進行嚴厲的限制，一方面嚴格控制融資，另一方面加征地價稅
，使地價冷落下來。地價的下跌減少了企業的實有資產值，更促使股價下跌。同時由於資本成本不斷的上
昇，企業增收的能力將大受制約，企業收益前景的黯淡給投資者的心理蒙上一層陰影，預期開始惡化。投
機炒作者乘機拋售股票，進一步引起恐慌。
1989年12月29日，是這一年的最后一次交易日，日經指數高收38915點。1990年開市后，股市
即開始暴跌，到1990年4月2日經指數跌至28002點，曆時4個月，跌幅達23%。1990年10月1日日經指數跌至
20221點，跌幅達48%，也即10個月內將近跌去了一半的市值。1991年上半年略有反彈，旋即轉入更猛的跌
勢。1992年8月18日日經指數再創14309點新低，基本上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
3、主要經濟后果
“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一蹶不振，連續數年呈負增長長或零增長。
銀行等金融機構，在股市和房地產上的持股和貸款，不斷的成了不良資產，成了呆賬死賬。
1994年至2004年銀行信托方面的金融機構破產倒閉的就有179家。
股市從此長期低迷，1993年一季度仍徘徊於16000-17000點之間，1994年年末略有上浮，上摸
20000點，以后直到1995年12月底，即又過14個月后才再次突破20000點。可99年再度下跌，其斷斷續續的
陰跌長達10多年。
4、主要原因分析
1）貼現率的不斷降低導致股票投機熱情高漲
“廣場協議”后，日元不斷昇值，這使日本的出口主導型經濟受到極大沖擊，為了刺激經濟
的回昇，日本政府實行了金融緩和與自由化的政策。從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日方連續5次調低貼現率
，從而企業的資金使用成本迅速降低，企業的收益率也就不斷的攀高，對企業股票的估值也就更高，對其
預期也加大。加上當時對經濟發展和日幣昇值的預期，從而引發起對股票的瘋狂投機。
2）企業法人相互持股導致股價不正常上漲
二戰前，日本的股票以個人持有為主，法人持股占極少部分；戰后，日本政府推行了“解散
財閥”改革，2o世紀五十年代以后，法人持股迅速發展 1950年法人的持股比例為23.6% ，1955年為32.7%
，1960年為40.9% ，1970年增至54% ，從此日本的股票所有結構進入以法人持股為主的時代。
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推行了按時價發行股票的方式，股價越高，企業通過發行股票的方式
籌集的資金越多，以致當時的日本企業都致力於抬高自己企業的股價。另一方面，日本企業通過相互持股
從市場上不斷的購買浮動的股票，增加市場上對股票的需求量，而相互持股的穩定股東在股價上昇的情況
下也不出售股份，使得供需更加的失衡，結果自然是股價上昇。
我們這一代東京人：日本經濟起飛的略影
新井一二三
新井一二三,女，1962年生，日本東京人。中文專欄作家，明治大學（東京）講師。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畢業 ,曾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廣州中山大學留學。中文著作有《東
京上流》（台灣大田出版，以下同） ,《午后四時的啤酒》、《我和閱讀談戀愛》等十多種。
我們這一代東京人是新井的個人曆史，記述了日本經濟起飛中的個人曆史，其中及的發展中
的社會和環境問題，對中國的發展不無啟示。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東京出生的，戶口簿上寫的出生地址是澀谷區紅十字會產院，算是東京較
好的醫院之一。比我大兩歲多的哥哥也在同一個地方出生。聽說，奶奶當時對兒媳的決定頗有意見，畢竟
她把自己的九個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錢到醫院生小孩？說家里，其實十整天都有很多人來來
去去的壽司店后面。母親屬於戰后受民主教育長大的一代，絕不肯服從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還對我
訴苦道：“剛懷孕的時候，你奶奶叫助產士診察過我。就是跟鋪子只隔一張紙門的地方，又沒辦法鎖住，
隨時會有人拉開門進來的。當時，店里雇傭好幾個伙計、徒弟，全是年輕小伙子。我怎麼受得了他們好奇
的眼光。”
看統計，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墜地的孩子當中，在產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
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點是六〇年，此后在產院出生的嬰兒永遠超過一半（直到二十世紀末，
才出現一些人批判產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間的心理鴻溝，主張恢復家庭分娩）。那一年謝國權醫生（台南詩
人竹軒謝溪秋三男）寫的《性生活之智慧》問世，用照片介紹做恩來和Mao.ZD，迅速完成了兩國建交的大
事業。跟矮個田中比較，中國領導人顯得特別高大有風度；忽然間，日本社會掀起了中國熱。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那年十月到東京來的一對大熊貓蘭蘭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學們去上野動物園隔著玻璃窗看了愛吃竹
葉的中國大熊貓。當時它們在日本享有的名氣非常大，大概僅次於推土機首相本人。全國每個玩具店都推
銷布做的大熊貓，服裝店則推出售大熊貓花樣的衣服，至於兒童用品，從筆記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蘭蘭和
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學六年級時，中東戰爭爆發，石油震撼發生了。記得有一天，衛生紙卷開
始從超市貨架上消失，有風聞說是石油價格急昇的緣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沒有了衛生紙卷可怎麼了得
，於是每家主婦都爭先恐后去搶購，沒半天真的賣光了。當時六十多歲的姥姥無所其事地說：沒有了衛生
紙卷可以用新聞紙吧。但是，我們一代的東京小孩是從小用沖水馬桶長大的，從來沒有用硬硬的新聞紙擦
過屁股（其實，下水道普及的只是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東京東部葛飾區，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廁所里
一直有個大黑洞）。很快，衛生紙卷重新出現，但是比起以前貴多了。莫名其妙的衛生紙卷事件預兆了將
要來臨的大變化。第二年，日本經濟創下了戰后頭一次的“零下成長”記錄，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的維持了
十多年的高度經濟成長到此結束了。
我家經濟也到此直線上昇，日后卻是有起有落了。還清楚地記得，最后臨墜落前，有一段時
間飯桌的情境特豪華起來，不是過年過節還天天擺著雞腿什麼的，叫我預感到不詳了。果然，初中二年級
的一天，父親的公司倒閉，聽母親說是買了太多太貴的印刷機。父親則認為上了坏律師的當。他要我長大
以后學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會算個賬。父母賣掉所有設備，解雇全部員工，把住家客廳改造成辦公室
，開始經營小出版社了。幸虧，早幾年經濟還好的時候，買過一棟舊房子，雖然破舊但是有五間二廳，我
們至少沒有失去窩。當年日本有個規則：經濟越不好書賣得越好（社會進入后現代階段后，則不適用了）
，何況父母賣的是算盤、簿記學、會計學等的習題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買的。他們年紀還輕，起死回
生得相當快，但是那幾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嘗到了生活水準下降的滋味。來幫忙的姥姥發現，晚飯吃的咖
喱汁不含肉，我們小孩子早已司空見慣，只要整個鍋里有幾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沒分到自己的盤子上
來也不會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錢，四年以后重新辦起印刷廠了。同時改建住房，乃母親的主意，
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錢都花在事業上，幾年不停地挺身奮斗的結果，母親得了胃潰瘍。我高中三年那年，
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為了手術住院長達一整月。比我大兩歲的哥哥高中畢業后，只上了半年的職業培
訓，便開始幫父母工作。果然是當時的家計情況讓他放棄了昇學的念頭。
我小學、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學校，高中則考進了國立名校：東京教育大學（現築波大
學）附屬高中。同學們的父母親幾乎清一色是大學畢業生，其中不乏醫生等社會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
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沒有上過大學，高中畢業就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父親在爺爺創辦的壽司店當廚師，白
天有空時還做皮鞋賣過，母親則當美容師。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他們分別為十歲和八歲的的小孩，均在
go-vern-ment命令下離開家人和老師同學一起在外地農村過著避難生活，回到了東京，不僅自家的房子連
帶整個地區都在美軍空襲中早已化為灰燼。父母親告訴我：在廢墟般的東京成長的一代，先得考慮如何吃
飽穿暖，即使想讀書也根本沒有條件。但是，我上了國立名校就發現，其實跟他們同代的日本人當中也有
不少讀過大學的。說實在，只有小學畢業搞土木的田中角榮當首相而轟動全國，就是其他領導人全有大學
文憑的緣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權的佐藤榮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沒有一個是例
外的。推土機首相的好日子沒有
維持很久，上台的兩年以后發生的金錢丑聞迫他辭職，我還沒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
貪汙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個流行語叫“一億總中流”。中央go-vern-ment每年施行的輿論調查中，
被問“你家經濟狀態屬於上層、中上、中中、中下，還是下層”，回答說是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
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則超過了百分之九十。這十五年里，國民平均收入上昇的幅
度為二點八倍，絕大多數日本人的生活確實改善了。同時，隨著都市化的進程，從前很明顯的白領/藍領
區別不再容易看得出來了。穿著西裝系領帶，開著私家車上班的公司職工了，到了職場就換穿工作服而從
事生產線勞動，沒人覺得奇怪了。結果，很多其實屬於藍領—工人階級的日本人，一廂情願把自己划為“
中層”；我們家也不是例外。父親雖然中學畢業，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雖然有起有落，從未窮
到挨餓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覺還不坏呢。誰敢說我們家屬於下層？
然而，在高中同學們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嚴重的創傷。母親受的打擊好像比我還厲害，陪
我參加入學典禮后，她再也不肯來我學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錢，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壓倒了我們的。比如
說，我父母沒有閱讀的習慣，至多看看報紙翻雜志而已，當然沒有什麼藏書可說；同學們家倒有高達天花
板的書架，裝滿的東西名著是家庭成員聊家常時候的話題。又比如說，我父母喜歡跟著爵士樂跳舞，哥哥
則玩吉他、搞搖滾樂，在親戚朋友中，我們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學卻是從小聽古典名曲長大的，個
個都會彈鋼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學后的課外活動項目中，竟然有交響樂團、歌劇團。我當時
連一次古典音樂會都沒有去過，更何況歌劇演出，聽到從附小上來的名媛們哼著意大利語歌曲，不能不受
到極深刻的階級震撼。要參加體育社團吧，騎馬、帆船等專門屬於上流社會的項目可不少，叫我只好從遠
處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歲就發現了日本社會的establishment，也意識到難以跨越的階級鴻溝。到底
從哪里來的區別？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農，我祖先則是吃不到干飯的貧
農。
日本所謂的名門中學，主要意味著昇學成績好，具體來說考上東京大學的人數多。同時，越
是程度高、難考進的學校，越有標榜自由主義的趨勢。學校當局對學生的管理相當松弛；沒有制服、沒什
麼校規，跟其他學校比較，自由得多了。我們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學生沒有區別，一
點不拘束地泡咖啡廳也去酒吧，盡情享受名門生的特權。同班男同學們，一來出身不錯，二來書念得也不
差，即使沒考進東大也都上了好大學。幾年以后畢業找工作時，他們的職業選擇頗為保守，除了繼承家業
做醫生的少爺們外，很多要麼做了高級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閥旗下的銀行、商社、
制造業公司。女同學的選擇當時還很有限，成績最好的人都做了醫生，其次則做了學者，任職於普通企業
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沒有很快被迫辭職，也不能擔任重要職務。等到一九八五年，
即我們多數人畢業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傭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證兩性就業機會該平等了。但是，
法律歸法律，現實是直
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會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該系一年級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學生當中
，女生只有七十多人，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連一個女教授都沒有。果然，政經系校舍內沒有女廁所
，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來添蓋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極了。我選的第二外語是當年算冷門的漢語，結果
兩班同學共一百名中，竟然僅有我一個女學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后，學漢語的日本人大幅
度增加，除了英語以外，這些年最多人學的外語就是中國話了。如今在早大政經系也有多半學生選修漢語
。但是，八十年代初期，日中經濟交流還不太緊密，剛建交時期的中國熱稍退了以后，只有少數人在學習
漢語的。作為惟一的女學生，我在漢語課堂上無法避開老師的視線，非得努力學習不可了。好在我對這門
課，一開始就特別喜歡。
當年我們系的漢語主任士著名的音韻學者滕堂明保老師；他是日本中國語文學界的泰斗，本
來做東京大學教授，卻在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中支持學生造反而辭職，轉到早大來當客座教授。后來回
想，我深深感覺到，由滕堂老師親自教一年級學生漢語是老天爺給我送來的人生禮物。記得第一次上課時
，他在桌上放下索尼錄音機，一按扣子就傳出來充滿異國情調的中國音樂，前奏完畢后，女高音開始唱：
“北風那個吹……” 接著，全體學生跟著老師練習四聲：“媽、麻、馬、罵”。那瞬間，好像一股電力
通過了我整個人，被雷劈了一般，從頭到腳全身發抖。漢語美麗極了！說我對中國話是一見鐘情，一點兒
也不夸張。滕堂老師看見我的表情，馬上建議說：“你真要學好，光在大學每星期上兩堂課是完全不夠的
。去日中學院吧。上傍晚的課，每個星期三次，學費很便宜，而且我當院長。”
我選修漢語，主要出於對遠處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學申請書上填寫“第二外語選擇”時，在
“德、法、西、俄、中”共五種語言當中，對我最有“異國魅力”的就是中文。自從在大阪博覽會場嘗到
了東歐風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遠處的。小時候，接触到外國文化的機會少之又少；偶爾被父母帶去橫濱
中華街吃飯，我都興奮至極。好熱鬧的大街小巷邊，擠滿著大餐廳笑飯館，大紅大綠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
肆的素淡顏色不一樣，而且門前掛有全雞全鴨之類，有的更是扁制過的。哇，多麼特別！可以說，橫濱中
華街食一九六O，一九七O年代東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國領域。進入青春時期，別人大多熱中於
英美文化，我卻始終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歲，自己看書學過一點西班牙語。十
四歲，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寬之以東歐、蘇聯為背景的小說。十六歲，在高中上了兩年的德語課，但被
復雜的語法嚇坏了也嫌語音不悅耳。當年，“漢文”還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課之一；把古漢語用古日語念下
來，很不好啃。但是，我們滿喜歡聽老師講有關古代中國文人的種種插話，比方說，愛酒如命的大詩人李
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國語”課本收錄的魯迅作品《故鄉》（竹內好譯
），對我們的影響也相當大，幾乎每一個同學都能背誦最后兩行，登場人物閏土又親切得猶如住在遠處的
老朋友。對我來說，中國文化一方面並不陌生，另一方面由於政治上的距離於社會體制之不同而覺得非常
遙遠。兩個相互矛盾的因素加起來就造成了很強烈的“異國魅力”。
高中、大學時期，我經常因沒趕上“火紅的年代”而感到遺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
日本學生，早已失去了對政治的興趣，連文學都開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現代風氣正在成氣候。大學
校園和平安靜卻充滿著頹廢的享樂主義。只有少數男同學認真上課，其他人則從大白天起忙於打麻將，到
了晚上就帶著女校學生去迪斯科舞廳。她們打扮得跟最新一起的時裝雜志《JJ》一模一樣，有時像沖浪族
，有時像美國常春藤大學女生，始終沒有個性可說。因為政經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實在過頭，我在大學總覺
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學生多數來自外地，沒見過世面，不懂得都會生活，和我那些瀟洒成性的高中同學
比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於對早大環境的疏遠感，我一方面去參加跨大學的文化活動，另一方面又相當積極地上日
中學院的課了。那里有不同年齡的學生們，小的跟我一樣歲數，大的則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齡三十出
頭。有些人為了專業、工作的需要而來學中文，個多人純粹出於個人興趣。他們的學習態度比我在大學的
同學認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當時三十多歲，曾經經曆過“火紅的年代”的一代人。他們普遍崇拜
Mao.ZD的新中國，有的在“文革”時期作為日本學生代表團坐船去中國參加過交流活動。我開始學漢語時
，中國已經開過三中全會，早進入了改革開放階段，但是在一衣帶水對岸的中國話學校，清一色的日本學
生還在和聲唱《不落的紅太陽》，還有高年級同學們在聯歡會上唱的一首歌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
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擊隊之歌》！
我的大學時代正巧是東京學這一門學問興起的時候。文學評論家磯田光一寫的《作為思想的
東京》已在一九七八年問世。他在文中指出：東京不是一個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為的年輕人從全國各地
要“上”來的“中心”。就像田中角榮小學一畢業就離開冬天下大雪的農村而到東京，從土木工人起一步
一步爬上社會梯子，最后做了國家首相一樣，很多日本人都把東京當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長的東京
人始終是少數，多數是從外地來奮斗的新居民；他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這
是經過明治維新，江戶城改名為東京市就開始的現象；連天皇家都是那時候從京都搬過來的異鄉人。戰后
復興期，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都越來越集中於東京；相對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
了許多。日本沒有上海之對於北京。洛杉磯之對於紐約，從頭到尾只有一個東京，使得這座城市的“概念
化”特別嚴重。這樣想來，我在故鄉東京感到異化，也許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老東京作家谷崎潤一
郎早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散文《思東京》里，慨嘆過他曾經優美的故鄉被鄉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紀以
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學們包圍時候的感覺也有所類似。外地人可以“上”東京，我作為東京
人，卻得另找個方向，就像谷崎潤一郎中年以后遷居京都、神戶等地，沉浸在關西地區的精致傳統文化中
。從高中一年級起，每逢假期我都一個人坐長途火車到各地旅行；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澤、弘
前、仙台、
松江、但是，只要從東京往日本國內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動一定是 “下”去的；作為胸懷大
志的年輕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個坐標軸。
一九八二年，大學二年級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辦護照，平生第一次坐飛機，平生第一次從
上空看見的萬家燈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參加華僑補習學校為外國人舉辦的暑假漢語進修班。中國民班機
級入夜后才離開了成田機場，飛越東海后向北，於北京首都機場落地時候，周圍是一片漆黑。坐了一個多
小時的巴士，忽然看見了tian~an-door上亮堂堂的Mao.ZD肖像。長安街上幾乎看不到其他汽車的影子，深
夜在暗淡的路燈下，竟有些年輕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魯迅所描述，也像我在東京看過的影片《
城南舊事》、《駱駝祥子》。那夏天，我終於發現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對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一九八三年，東京迪斯尼樂園隆重開幕了，不僅小朋友，連大人也爭先恐后去享受美式娛樂
。大學生也不例外，男女雙雙約會去，有些人更購買了通年卡經常去。我自己卻怎麼也興奮不起來：一方
面，始終不太欣賞美國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東京人的寶貴記憶。迪斯尼樂園所在地東京灣北岸，我
小時候曾經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淺灘。一手拿著小鍬子，一手拿著塑料桶，在潮濕的沙灘上蹲
下來挖洞，發現小小的貝兒在噴出鹽水，是多麼令小孩子驚喜的經驗！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別豐收，塞滿
了好幾個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還送給鄰居朋友，場面真熱鬧愉快。跟美國公司攜手的投資商把那淺
灘填平起來建設徹頭徹底的美國式的主題公園，甚至禁止游客帶飯團（即傳統日本食品）進場，由我看來
豈有此理。
二十一歲的我對周遭現實感到疏遠，寧願被魯迅、老舍、巴金等中國作家帶到另一個世界去
。獨自坐在白天都昏暗的咖啡館里頭，一個詞兒一個詞兒查著字典看五四小說，我的心臟不由得扑通扑通
跳起來。當初搞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后來忽而想通：這難道不是戀情麼？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
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賓館頂樓的迪斯科。回東京后，馬上申請去中國的公費留學，幸虧順利通過
了選拔考試，出發日期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國，第一年在北京外語學院漢語進修班，第二年在廣
州中山大學曆史系上課；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從沿海到四川、雲南、東北、內蒙、新疆、
青海、西藏、海南島，越遠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對中國的理解主要來自當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對中文
的掌握則來自旅途中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談中，真得感謝中國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塊人民幣的獎學金了。一
離開家鄉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輕時候的經驗。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結束以后，我
回國畢業當了記者，可
是老夢想這海外，不久就提出辭呈，訂了飛往加拿大的飛機票。根本沒有想到這一趟會是從
多倫多到香港長達十年的大漂流。
永遠改變了日本社會的泡沫經濟，是一九八五年由紐約廣場飯店的國際金融協議開始的。之
前，一美元換二百四十日元，廣場協議以后，則換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購買力一夜之間翻了一倍。很
多人趕緊跑到國外去搶買名牌皮包。回到國內炒股炒地了。本來節約勤勞的日本民族，忽而全變成了投資
家、投機家。我偶爾從國外回東京探親，不管是家人還是朋友，大家異口同聲談著股票、外匯、房價、銀
行、利率等。股票和地價都越炒越熱，東京舊市區的土地總價格竟等同於全美國了。在新宿等鬧區，幾乎
每個行人都穿著名牌服裝、名牌鞋子，花大筆錢喝最高級的紅酒、白蘭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車費多貴
都要搭計程車回郊區的住家去。那幾年的日本，簡直開著沒完沒了的嘉年華，或者說是天天過年晚晚過節
的全面性瘋狂。
經濟過熱的副作用很快就明顯了，本來一點不值錢的小塊土地，在短短幾年內昇了幾倍，竟
值幾百萬美元了：這麼一來，傳統的長子單獨繼承制行不通了，因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爺
爺奶奶留下的壽司店，成了父親兄弟姐妹八個人互相打官司爭奪的對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親三
姐妹互相打官司爭奪的對象。官司總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間的感情，鬧了徹底別扭以后，再也沒有
辦法修復的。於是，我結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國時，父母雙方親戚之間的往來差不多都斷絕了。可悲的
是，我家並不是例外，很多東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幾年里都解體了。同時，傳統習俗也在那幾年內
消失了。比如說，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團聚的場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
年飯。小孩子收到壓歲錢，並用 “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則去母親娘家
吃吉祥食物、年糕，並再一次領到壓歲錢。可是，泡沫以后，那些習慣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參加旅
行團到國外去過年，為了休息，也為了省事。果然，更加合理化、計算化思考壓倒了古來的生活文化。
泡沫經濟只維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達高峰，一九九O就破裂。看最后決算，雖然有些人
在炒買炒賣中發了大財，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來的錢沒來得及還清，結果破產或背上重債了。本來經營
壽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機游戲中抽了大王吃大虧，最后失蹤的。此間媒體把九十年代稱作“失落的十
年”。在廣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開始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及價值觀念的大調整；然而，當時
的日本人還在泡沫中集體跳著瘋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后則茫然若失好幾年，沒有及時去對應外面發生
的重大變化。結果，國民經濟長期停留在低迷狀態。九十年代末，一些評論家開始用“第二次戰敗”這個
詞，中國，美國等國家的經濟很活躍，相對而言，日本的國際地位下降得很厲害，有必要重新復興了。幾
乎同時普及的“全球化”一詞實際上意味著“美國化”，讓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業進行裁員，一
些銀行差不多倒閉而被國有化，客觀情況非常嚴重，但是，很多人還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有自己
的銀行戶頭里還有儲蓄，不想認真去考慮國家財政面臨的危機多麼大。
我對泡沫時期的社會風氣非常反感，當初以為經濟冷卻一陣會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靜下
樓重新過朴素踏實生活的話。可是，后來的發展卻不如我所願。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世界受了“9•11”
的大沖擊，日本則在小泉純一郎領導下越走越非理性。社會上，泛濫於各媒體的流行語是“贏組VS輸組”
。在新的經濟環境里，不是大家一起過朴素踏實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協力復興國家，而是兩極分化日趨懸
殊，不屬於“贏組”就屬於“輸組”的弱肉強食時代已經開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億總中流”的美
夢，即使只是夢；二OO五年的一本暢銷書就叫做《X L社會》，消費市場分析家三浦在文中預測，今后的
日本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屬於上層，百分之四十五屬於中層，百分之四十屬於下層，而越年輕的一代越
有可能從中層滑到下層去。
前些時，我參加了高中畢業二十五周年的校友會，甚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層階
級出身，名牌大學畢業，任職於第一流公司的同學們，幾乎無例外地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悲觀。有一個人，
東京大學經濟學系畢業后加入了大銀行，在當時看來是保證高收入的穩定選擇。誰料到，十多年以后，一
些大銀行消滅，一些互相合並，一些竟被外資收買。他很尷尬地報告近況說“我已經在第三家銀行做事了
”，但是在座的人聽了那家銀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讓人家更加尷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
的朋友們，處境也好不哪里去。對自己的職業最滿意的似乎是東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后供職於大藏
省（現財務省）的一個同學。最保守的選擇，獲利最多；這是低成長社會的悲哀。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大多同學們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們一貫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經
濟新聞上曝光的市場強人呢，如Livedoor的崛江貴文，樂天公司（網上購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
金的村上世彰，雖然都是東京大學、一橋大學等名門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兩人也分別在日本興業銀
行和go-vern-ment通產省做過事，但是都是中途離開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我們
一屆剛超過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齡；那麼市場強人多數比我們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崛江則一九七二年
生）也不足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這些市場強人當中，沒有一個是東京人，他們要麼在關西或者在九州
長大，十八歲單兵獨馬“上”來東京，氣勢勁頭之大是東京少爺們學也學不到的。谷崎潤一
郎在《思東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罵為“敗北的江戶兒”；他們有都會人的瀟洒，但是缺乏奮斗的力氣
，於是在社會大轉變的時刻，總是跟不上潮流，必定為敗者。一百年前的江戶兒是，現在的東京人是也。
崛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強人的辦公室都設在東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OO三年
完成的五十四層綜合大樓是“贏組”公司的根據地，老板們又集中住在鄰近的住宅塔。用大眾媒體的說法
，“HILLS”是“贏組”中的“贏組”。二次大戰后的六本木，因為曾經有美軍基地，附近出沒的洋人挺
多，失意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場所特別繁榮，東京第一家漢堡包店、比薩店都開在六本木（於是日本
人習慣性地把香港蘭桂坊形容為當地六本木）。高中時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學帶去白人顧客占半的
高級俱樂部，在充滿異國情調的薄荷色燈光下目眩過。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費
大眾聖地；在泡沫經濟時期，其熱鬧庸俗的程度，稱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樂園了。后來，一時落為滿街都
是東歐妓 女的低級紅燈區。誰料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六本木竟會起死回生為東京的新經濟中心。
我回國定居已有八年多，這些人一直住在東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個多小時的地方。但是，
心里上的距離則遠多了。是我年紀大了？還是屬於“輸組”了？不能否定的一點是：我也甩不掉的“敗北
的江戶兒”屬性。
附記：二OO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門）公司得總經理崛江貴文（俗稱 Horlemon）因違反
證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幾乎同時，他頭號手下的遺體在沖繩縣飯店客房里被發現，令人懷疑該案件有相當
復雜的背景。才半年前，崛江在執政party推荐下參過選，給捧為新一代年輕人得榜樣，然而，情況一變
，落水狗被打得可慘。他曾發出的一句話“金錢能夠買一切”成了道德觀念敗坏到底的鐵證據，這回被形
容為二十一世紀初日本社會風氣墮落的象征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后，崛江付三億日元（約合兩千萬
元人民幣）的保釋金而重新獲得了自由。三個月內，他瘦了八公斤，讀了兩百本書，看起來並沒有
憔悴，精神好煥發的樣子。雖然失去了公司的經營權和大部分財產（因股價猛跌），他還是
擁有六本木HILL的豪宅；大概正在俯瞰整個東京而思考下一個棋子該在哪里放下。
文章來源:http://www.taoguba.com.cn/Article/122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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